谭牧明是被谭家渠捡回来的。那年冬天冷得出奇,谭家渠在火车轨道旁边发现了这个冻得快要断气的小孩,身上裹着半张破草席,嘴唇冻得乌紫。谭家渠自己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却把这个小的背在背上,走了十几里的路,在火车站候车厅里熬过了最冷的一夜。
那之后,两人便相依为命。没有吃的,谭家渠就去街上讨;讨不到,就趁人不备偷几个馒头、几块烧饼。有一回被人抓住了,打得鼻青脸肿,门牙都掉了一颗,回来却还笑着从怀里掏出半个脏乎乎的饼,说:“吃,哥不饿。”
后来谭家渠渐渐大了,有力气了,就去码头上扛包、去工地上搬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手上磨得全是血泡,结了痂,又磨破,再结痂,最后变成一层厚厚的老茧。可他从来不让谭牧明饿肚子。他自己吃糠咽菜,给谭牧明买的却总是白面馒头。
再后来,谭家渠用攒下的血汗钱,把谭牧明送进了当地的戏曲班。
“不能再让你跟着我这样下去了。”笔记里这样写着,“哥说,你得学个本事,有了本事,以后就不用像哥一样,受人糟践。”
谭牧明也争气,天生一副好嗓子,又肯下苦功,在戏班里很快冒了头。而谭家渠则去了本地一家颇有名气的药店打杂,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雨卿和陈冲。药店老板脾气古怪,动辄打骂,三个少年没少受气。可没过多久,那老板竟意外死了。谭家渠三人便接下了铺子,一个管药材,一个跑门路,一个通关系,竟然一步一步,做成了后来那个庞然大物。
谭肆笙一页一页地翻着,窗外暮色渐沉,房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她却没有起身开灯。那些少年的往事在泛黄的纸页上铺展,让她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那个叫谭家渠的人,在师父的笔下,少年时也曾是有血有肉的少年郎,也曾为了弟弟低三下四地活。而师父呢,那样清高孤傲、不愿向任何人低头的谭牧明,竟然曾一度把这个人当作最亲的亲人。
可是后来呢?后来为什么决裂了?又为什么彼此成了今天这副模样?笔记写到这里,却忽然断了。后面几页被撕掉了,只留下参差不齐的毛边,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
谭肆笙合上笔记本,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她靠在沙发上,觉得浑身酸软无力,稍微一动就冒虚汗。这身子还没好利索,可她已经顾不上了。
就在这时,她的目光扫过书架最下面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放着一只旧木盒,盒面上积满灰尘。她走过去,把盒子抽出来,打开一看,里面竟躺着一部款式老旧的手机。机器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按键上的数字都模糊了,可拿在手里,却有种莫名的分量。
谭肆笙给手机充上电,自己窝在沙发里,盯着那小小的屏幕等待。几分钟后,她尝试着按下开机键,屏幕竟然亮了起来,幽幽的光映在她脸上,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手机里干净得厉害,没有照片,没有短信,通讯录里只存了一个号码,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连名字都没有。
谭肆笙盯着那一串数字,心口怦怦直跳。她有一种直觉,这个号码的主人,一定是对师父至关重要的人。而在这个世界上,对师父来说,最重要的人,恐怕也只有那一个了。
她深吸一口气,按下拨号键。
电话几乎是在响铃的瞬间就被接通了。
那头很安静,静得像一潭死水。谭肆笙握着手机,没有开口,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又重又急。
几秒之后,对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谁?”
那声音不疾不徐,却带着无形的压迫感,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隔着电波按在她的咽喉上。
“谭家渠?”谭肆笙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你是谭家渠?”
听到是个女孩子的声音,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后,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像是听见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要见你。”谭肆笙生怕他挂断,语速快了起来,“我知道你和谭牧明的秘密。”
“呵。”又是一声冷笑,轻飘飘的,像看一只蚂蚁在面前挥舞拳头,“明天晚上,和平饭店。你最好,是带着我的秘密来的。”
话音刚落,电话戛然而止。
谭肆笙举着手机,良久没有放下。窗外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吹得她后背发凉。她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会通向哪里,但她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这一夜她几乎没有睡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谭家渠在电话里那声冷笑,还有师父笔记里那个在寒风里把弟弟背在背上的少年。一个人怎么能有两张面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谭肆笙想不明白,也不敢深想。她只知道,明天要见的这个人,比雨卿和陈冲加起来都更难对付。
次日一早,她起了个大早,好好地梳洗了一番。铜镜里映出一张消瘦苍白的脸,眼下带着淡淡的青黑,颧骨高耸,几乎不像她了。她拿起梳子,一下一下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又挑了件颜色素净的衣服穿上。既然要见大人物,总不能露怯,哪怕心里怕得要命,面上也要撑住。
白天的时间变得格外难熬。她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像只被困在笼中的小兽。她想师父了。从前遇到事,师父总会在她面前,告诉她该怎么办。现在她只能靠自己了。
傍晚来得很快。天边烧起一片暗红的晚霞,像把天撕开了一道口子,淌出半天的血来。严叔开着车,载她来到和平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