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渠里比想象中更黑。
头灯的光圈很有限,只能照亮前方大约两米。青砖壁在冷光下呈现出一种潮湿的、近乎墨绿的颜色,表面覆盖着一层很滑腻的苔藓,像某种生物的皮肤。空气是凝滞的,带着水底淤泥的腥甜,还有一种更陈旧的、像是纸张在潮湿里慢慢腐烂的气息。
我半跪半爬地前进。膝盖下的砖面凹凸不平,有些地方塌陷了,积水渗进裤腿,凉意从脚踝一直爬到膝盖。安全绳在身后拖拽,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每一米的长度从指间滑过,像一条有重量的、活着的尾巴。
每隔五米,我停下来,用红铅笔在砖壁上画一个记号。圆,竖线,点。铅笔尖划过湿滑的苔藓,留下很浅的灰痕,很快就被水汽洇得模糊了,但还在。像某种只有我们能识别的、在黑暗里发亮的密码。
砖壁上开始出现刻痕。
起初只是模糊的划痕,像是搬运重物时留下的。但越往里,刻痕越清晰,越有意图。有人在上面记账:“三月十七,米二斗,钱五十。”有人在旁边写了一行诗,字迹被水汽泡得发胀,只能辨认出“夜雨”和“故园”两个字。还有人画了一个简笔画的小人,圆脑袋,两根棍子的手脚,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等”字。
我停在那个小人面前,头灯的光圈笼着它。那个“等”字刻得很深,像用了很多力气,又像刻了很多遍。我伸出手,指尖描过那些凹陷,忽然觉得这条暗渠不是一个排水系统,它是一条记忆的走廊。曾经有人在这里等待,在这里计数,在这里写诗,然后把秘密留给黑暗。
到了一个转角,空间突然收窄。我侧着身子挤过去,背包被卡住了,我用力一挣,听见布料撕裂的声音。然后我发现手机信号断了。屏幕上那个小小的“E”消失了,变成一个圆圈加斜杠的符号。
黑暗突然变得很重,我像个被剪断了脐带的婴儿,悬浮在城市的腹部。
我敲了敲管道壁。砖面很实,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被放大,像敲在一面鼓上。
咚——咚、咚。
停顿。
上面很远的地方,传来回应。很轻,被土层和砖壁滤掉了锐度,但节奏清晰,像心跳被递了下来。
咚、咚——。
是我们在国外剧院对过的暗号。那时我在墙后,他在墙前,我们用敲击确认彼此的位置。现在,他在地面,我在地下,相隔数米的土层和黑暗,我们用同样的节奏说:
我还在。
他还在。
我拉住安全绳,用力拽了三下。绳子那头立刻传来回应,一股稳定的、向外的牵引力——他在收绳,很慢,很小心,像在垂钓一条他舍不得用力拉扯的鱼。
我继续往前爬。头灯的光圈扫过水面,偶尔有细小的生物倏忽游过,像银色的针。空气越来越闷,我开始计算氧气,计算返程的时间,计算他的绳子还剩多少米。
然后前方出现了光。
一种更浑浊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光。暗渠在这里突然向上抬升,尽头是一面砖壁,但砖壁的上方有一个缺口,被一块松动的石板盖着。我推了推,石板很重,但能动。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像一把钝了的刀。
我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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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是一家老茶馆的后厨。
煤炉上坐着水壶,发出滋滋的响。墙上挂着风干的腊肉和成串的蒜,油渍在墙面上洇出深色的地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坐在小凳上择菜,手里掐着一把青菜。她看见我——浑身泥水,头发贴在脸颊上,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支红铅笔——手里的菜掉在了地上。
“你们从下面上来了?”
她的声音不像问句,像咒语。她站起来,动作比我想象的快,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指很干,像树枝,力道大得惊人。
“来。”她说,把我拉进里屋。
里屋更暗,只有一扇小窗对着巷道。她把我按在一张竹椅上,自己站在门口,像把风。她的脸在阴影里变得很模糊,但眼睛很亮,带着一种近乎惊恐的警觉。
“那条路,”她说,声音压得极低,像怕墙壁在偷听,“六十年前就封了。当年沈先生就是从那下面被带走的。”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
“被带走?”我说,声音因为刚才的爬行而有点哑,“被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