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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疯帽子的下午茶 特别行动处一直在为它试图点燃欧洲抵抗烈火而努力（第2页）

然而，尽管他们情绪高涨，道尔顿和波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飞行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它突显了空中飞行去波兰的巨大的后勤障碍。为了飞到波兰，英国的轰炸机不得不飞越几百英里被德国占领的区域，在整个飞行航程中承受德国高射炮和战斗机攻击的威胁。另一个重大障碍是气候，当轰炸机起飞时在英国和北海上空天空晴朗，但在波兰经常会出现云层或下雨，这给空投或着陆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由于轰炸机的燃料储备非常有限而飞行时间长达14个小时，使得最小的导航错误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科林·古宾斯与他的规划和运作人员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波兰人是那时欧洲最活跃的抵抗者，为了给他们提供物资供应而要安排频繁的航班，实在是太难了！后来，处于政治考虑也迫使英国的决策者们最终决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行动将集中于更靠近英国的地区，主要是法国和低地国家，以及后来的南斯拉夫。

古宾斯的传记作家写道，虽然古宾斯理解但并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决定，但他无法去“阻止波兰人计划更大规模的行动”。结果，波兰救国军继续为反抗德国人进行着大规模起义的准备，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放弃了帮助他们的所有念头。灾难即将来临。

尽管特别行动处在第一年开展的敌后破坏活动进展缓慢，但在扩大它的官僚机构方面却毫不迟缓。在1940年10月，人数快速增长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从圣-埃尔姆酒店搬到了位于贝克街64号的大型现代化办公楼，就在虚构的福尔摩斯住所的同一条街上。一个月内，那个地方就已经人满为患了。五个邻近的建筑也被征用，住进了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的所有部门，其中不仅包括了西欧和东欧的国家，还包括了巴尔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有几块大面积的乡村土地被征用作为训练特工的营地。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部门还一直使用伦敦西部街区，如南肯辛顿和马里波恩的一些公寓，在那里进行特工招募面试、情况通报等等。有时候，住在那里的特工甚至不知道特别行动处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哪里。

与军情六处一样，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被浓厚的秘密光环所包围着。除了极少数政府高官之外，甚至几乎没有组织外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名称从来没有在伦敦的电话目录中出现过，它的重兵守卫的大楼外装饰着含有模糊假名的黄铜牌匾，上面写着“国际服务研究局”，它的办公室门口也没有铭牌。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分部都在同一座楼里，但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特别行动处的规定是禁止在各分部之间分享信息。

这个新开张且运行缓慢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在没有秘密行动的经验和了解如何开展秘密行动的情况下，大多数特别行动处的员工都自以为是地在做他们的事情。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人员说：“虽然那是业余的水准，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的业余爱好者，没有人是专业的。”当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一位同事问到为什么他以“白兔”为代号时，那位官员回答说：“我为他妈的‘疯帽子的茶会’在工作。你能想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吗？”

除了科林·古宾斯的小册子之外，特别行动处在“非绅士战争”的特工培训中没有任何可遵循的指导方针。正如在1942年取代了休·道尔顿成为特别行动处行政监督的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所说的那样：“地下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门尚无人知的艺术……对新手来说没有教科书，没有有经验的老手可以帮助新人学习上一场战争的经验……人们必须在艰难的实践中吸取教训。”

由于需要保密，特别行动处不能采用广告或其他公开的方式来招募“潜在”的特工。相反，工作人员通过梳理新移民的名单，谨慎地让他们的英国朋友或熟人向那些至少流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外国人询问他们是否可能对“特殊的海外服务”感兴趣。历史学家M。R。D。富特注意到：“进入特别行动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外，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称呼所谓的招募系统。”当与潜在的特工接触时，他们几乎不会被告知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一位特别行动处的高级官员说：“进行面试的官员接到命令不得披露特别行动处的职能，甚至不能谈及它的名称。”

毕业于剑桥，会说法语的弗朗西斯·卡马斯（FrancisCammaerts）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的儿子。他回忆说，在接受特别行动处面试时，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曾经暗示他可能会在北非使用他的法语。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进入被占领的法国，我不知道有人会干那样的事情。”后来成为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顶级特工之一的卡马斯补充说道：“从来也没有提到过特别行动处这个名字。我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听说SOE这个缩写的。”事实上，很多新人都以为他们正在加入的是军情六处。

当对特工进行选拔和训练时，对那些将被派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的处理方式与那些将被派往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的特工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特别行动处创立之前都已有活跃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活动，因此特别行动处对那两个国家的特工活动的控制就相对较少，仅限于提供运输和通讯装备，以及空投武器和进行其他专门的训练。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负责挑选来自他们国家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其中大多数都曾是他们国家中各军事部门训练有素的老兵。

对挪威而言，特别行动处负责挑选特工，他们都是挪威人。在挪威那种小型、亲密并封闭的社区里，任何外国人，哪怕挪威语说得再好，也是有危险的。在苏格兰的山区进行的对挪威人的特工训练基本上是准军事性的，重点是突袭和野外生存训练。在与特工们自己国家类似的恶劣、偏远的寒冷地带，如果不能生存几个月的话，至少也得几个星期。观察者们评论说：“甚至连强硬的挪威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觉得生存艰难。没有几个英国的特工能通过这一训练。”

挑选出来在荷兰和比利时工作的特工大多数也都是本国的当地人。相比之下，派往法国的特工则是一个惊人多样化的团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从皮条客到公主，还包括了商人、教师、记者、时尚艺术家、旅行杂技演员、《巴黎时尚之都》的前负责人以及伦敦西区酒店的接待员等。除了会说法语之外，像大多数挑选他们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一样，几乎所有人都是战争事务的业余爱好者。

通过第一阶段筛选的特工被派往各种偏远的乡村房舍（每个国家分部都有自己的房舍）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如果他们通过了这个门槛，就会被派往另一个乡村房舍进行军事训练，学会如何使用手枪、手榴弹和其他小型武器。在这个节点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他们可能被指派去干什么。只有当他们进入第三轮训练时，他们才会被训练如何在敌方控制的国家里生存的基本技能，并被告知他们已被选中空投进入被占领的欧洲。

当特别行动处让这些特工人员准备过秘密生活时，训练他们的那些人对被占领的欧洲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关于德国人采用何种方法来甄别并镇压反对他们的人的信息也非常之少。弗朗西斯·卡马斯说过，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人员因此只是对“他们正在指导我们的各种事情”进行猜测，“他们试图教我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卡马斯后来在法国被盖世太保逮捕，在将被处决前几个小时才被特别行动处的一名女特工救了出来。战后一切真相大白，绅士做派的英国人并没有让特工们做好准备以应对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敌人。在最后一轮训练期间，卡马斯像其他未来的特工一样，半夜被从**拖起来，特别行动处的训练人员穿着盖世太保的制服对他进行审问。他说：“回想起来，这种训练根本没有用。你不能让他们做盖世太保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如拔掉指甲。”卡马斯补充说，那些假装的德国审问者们“非常严厉，并提出了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并不是生活中的现实。那些很可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的人几乎不会幸存下来”。

特别行动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特工们被派往欧洲之前能通过他们所给予的假身份的检查。特工们得到了伪造的身份证和其他文件，以及他们将被送往的国家的居民所穿戴的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他们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他们决不能引起旁人对自己的注意。相反，他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融入周围的世界。

然而尽管如此，特别行动处本身有时也会让这种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变为不可能。一位刚到法国的特工乘坐火车时，旁边的一名法国女子转过头来说道：“哦，我喜欢你的鞋子。我哥哥在伦敦买了一双与你一样的鞋子。”那位特工后来说：“你能想象出我的感受吗？我到法国几乎才几个小时，因为我的鞋子太显眼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因为当时人们无法在法国买到这种鞋子。”

对于特工来说，保持低调的关键因素是他或她对所在国家的语言的掌握必须无可挑剔。然而，派遣到法国去的一些特工说着很蹩脚的法语，或者虽然法语流利但却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

虽然这种失误和疏忽部分是由于特别行动处的非专业化训练所造成的，但也有部分是由于机构内部越来越焦急、越来越狂热的气氛所引发的。特别行动处第一年的运行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成绩，他们受到了来自白厅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从竞争对手军情六处那里来的压力，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由于过于匆忙而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彻底并谨慎地来筛选和准备特工。事实上，有时被派遣的特工是根本不应该被派遣出去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一个被派往比利时的特工，他在训练期间被特别行动处的安全官员们评为“绝对差劲”。他们注意到他“喜欢喝酒”，挥金如土，并喜欢寻找“最可怕的女人”。但特别行动处的比利时分部忽略了这些负面因素，把这个人送去了布鲁塞尔。在几天之后，他找了一个染着金发的女郎，并带着她住进了一个“绝对会引起盖世太保注意”的高档酒店。他很快就被逮捕了。据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说，他的被捕导致了18名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的被捕和死亡。

另一个应该引起警觉的特工是一位名叫努尔·伊纳亚·汗（NoorInayatKhan），具有异国情趣的26岁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官员。她的父亲是印度穆斯林贵族，母亲是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美国人。汗在莫斯科出生，在伦敦和巴黎长大。她曾师从著名的作曲家娜迪亚·布兰捷尔（NadiaBoulanger）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特别行动处法国分部的负责人莫里斯·巴克马斯特（MauriceBuckmaster）将汗描述为“一个敏感，带有点梦幻般的女孩”，对周围世界不屑一顾。在一份素质评估报告中，她的教练之一写道：“她倾向于提供太多的信息。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接受训练。”两位与她一起接受训练的特别行动处的同事提醒巴克马斯特不要送她去法国。负责对她和其他特工进行生存手段训练的官员写道：“她不适合成为一名特工，在执行任务时将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他的判断部分取决于布里斯托尔警察总监对汗进行的模拟审讯，总监的警队与特别行动处有合作。模拟审讯过后，总监告诉特别行动处：“如果这个女孩可以当特工，那我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了。”尽管有这么多的警告，汗还是作为无线电发报员被派往法国——那是分配给一个特工最困难且最危险的工作。她后来在战时特别行动处最大的一次失败中被盖世太保逮捕。

战后多年，可以说是对付特别行动处最成功的一位德国对手，战时驻荷兰的德国陆军情报局阿勃维尔负责人赫尔曼·吉斯克斯（HermannGiskes）少校说了一些尖刻的话：“英国人在组织特别行动处时太不专业了。他们匆忙地搭建起架构，启动了一个太大、太雄心勃勃的机器来为他们工作。特别行动处需要专业的情报官员来当头儿，就像我们在阿勃维尔所做的那样，特别是需要擅长进行反叛战争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给我们送来的都是些‘菜鸟’，锐利并有意愿，但并不适合那样的战斗。”

对于特别行动处前三年的运作，吉斯克斯无情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至少就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地而言。后来，特别行动处开始从错误中学习，并最终对那些国家的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它为早期的盲目操作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几十名特工死亡，更不用说几百名欧洲人，因为遇到不合格并准备不足的特别行动处官员，在一起合作抵抗敌人的过程中常常失误因而失去了生命。